金石学与尚意书风的兴起

　　宋代行书四大家“苏、黄、米、蔡”被认为是尚意书风的代表，苏轼主张“我书意造本无法，点画信手烦推求”，此论被后人认定为尚意书风的标志;蔡襄崇尚《原叔鼎器铭》的“意之所欲”[2]，与苏轼以意作书不谋而合;黄庭坚主张“浪意态”“放浪自我”[3];米芾践行集古开新，他的“意足与放笔”[4]、“随意落笔，皆得自然”之论[5]，都是对苏轼提出的尚意书风的践行和发扬。在以苏轼为代表的“宋四家”尚意书风兴起的同时，以刘敞、欧阳修为肇始的文学家、史学家、经学家对金石图谱进行了开创性的整理和著录，随后欧阳修的学生曾巩助力，很快出现了赵明诚、吕大临、王黼、薛尚功、王俅、张抡、黄伯思等一大批金石学者[6]。为了修缮和完善礼制，在宋朝统治阶层向民间征集古器政策的诱导下，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普通百姓，都竭力搜求古物[7]，大量的金石器物不断被发掘整理，两宋期间关于金石的著作达29种之多[8]，金石研究氛围日益浓厚。在这种金石学术氛围影响下，倡导尚意书风的苏、黄、米、蔡难免受其影响，尚意书风兴起的同时就伴有碑学理念的蕴育。